陈凯先：让中国人用上自己研制的好药

发布时间: 2022-04-16

                                                          陈凯先（左二）与科研人员一起做实验。上海药物所供图

    “真正让中国人用上中国科学家研制的新药、好药。”这是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药物所）原所长陈凯先这辈子最大的追求。

    近日，上海市发布了《关于促进本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大力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这让身为上海市科协生物医药专业委员会主任的陈凯先十分欣慰。


    1945年8月28日，一个男孩在重庆大学校医院出生。父亲为庆祝抗战胜利为其取名“凯先”。

    17年后，陈凯先以优异成绩被复旦大学录取，但意外被分到放射化学专业。虽然是“误打误撞”进入化学领域，但这决定了他一生的努力方向。

    1978年，陈凯先考入上海药物所，成为著名药物学家嵇汝运的研究生。

    那时，嵇汝运敏锐地注意到，新药发现从随机筛选向理性设计转变是国际药学发展的新趋势。于是，嵇汝运派陈凯先前往吉林大学，在我国量子化学奠基人唐敖庆门下再次开启求学之路。

    1988年，陈凯先刚获博士学位，又被选派赴法国生物物理化学研究所进行访问研究。在法期间，凭借扎实的专业基础和优异的研究成果，他获得该所颁发的尼纳·舒可伦奖，这是该奖项首次颁给中国学者。

    之后，陈凯先婉拒法方的挽留选择回国。离法前，中国驻法大使馆教育处请他为留学生作一次讲座，主题是谈谈他“如何经过艰难选择而毅然回国”，陈凯先当即实话实说：“其实并没有什么艰难选择，学成回国是再自然不过的想法。”

    回国前，陈凯先还用省吃俭用存下来的钱，为上海药物所购买了一台计算机。他和课题组同事从零开始，一起搬运资料、安装设备、调试软件，开启了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的研究之路。


    长期以来，新药研发一直缺乏深入的理论指导，依赖于随机、盲目的实验筛选，这种方法效率低、成本高、风险大，成为新药研究的瓶颈。

    “以前，我们是在偶然中寻找可能。在人类历史上，重要的药物大多是通过一些偶然机会发现的，比如青霉素。但是靠碰运气效率太低了。有时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筛选了成千上万种化合物，却一无所获，因此，我们必须探索理性药物设计的新路。”陈凯先说。

    20世纪60～70年代，理性药物设计这一新兴领域前沿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药物构效关系研究也从以前的定性推测水平提升到定量计算水平。

    “做衣服可以进行服装设计，盖房子可以进行建筑设计，药物研究为什么不可以进行药物设计？以前寻找新药，科学家是拿一大把钥匙去开锁，一把一把去试；现在科学家开始研究锁的结构，为了打开这把锁去专门定制一把钥匙。”陈凯先解释道，分子与分子的相互作用可以用理论计算方法去研究，并可以通过计算机模拟，进而针对某个分子靶点的药物进行从头设计和高通量的“虚拟筛选”。

    在当时“一穷二白”的条件下，陈凯先带领团队对药物设计方法和技术进行了系统研究。他曾赴偏远地区应用大型计算机开展研究，废寝忘食地沉浸在繁复计算中，有一次甚至累得晕倒。

    经过不懈努力，陈凯先和同事共同主编了《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原理、方法和应用》，成为我国该领域最早的学术专著。陈凯先还先后发表300余篇论文，提出了对药物设计方法的一些重要改进与创新。这些著作引导和培养了该领域一大批青年科技人员。


    1996年上海市政府和科技部等决定共建“张江国家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上世纪90年代末，上海市又进一步提出和实施“聚焦张江”战略。

    当时，“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认识还未完全扭转，上海药物所位于闹中取静、科研氛围浓郁的岳阳路中科院沪区大院里，与兄弟研究单位比邻而居，交流合作十分有利。因此，当上海药物所酝酿东迁张江的消息传开后，部分职工心怀忧虑，列举了搬迁的种种不便。甚至有人劝告时任所长的陈凯先：“搬迁张江你千万要慎重，不要被指责为‘卖所’的人啊。”

    陈凯先当然知道当时的张江总体建设还不成气候，对外界的吸引力也相对较小，周边的配套设施还不完善。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2000年年中，研究所党政班子到张江未来所址实地察看，面对一片荒地和空荡荡的周边环境，陈凯先的内心希望和担忧交织。但他深知“一个研究所的发展，一定要融入到国家发展战略里。国家要发展生物医药，要把它打造成国家创新的热点，张江又是发展的基地，我们应该积极投身进去”。

    陈凯先和研究所党政班子多次召开座谈会做思想工作，最终把职工的思想统一起来。在中科院积极推动和上海市、张江园区的大力支持下，一个崭新的研究所顺利建成。2003年3月，上海药物所正式搬迁到张江这块开放、创新的热土。

    如今，上海药物所已成为我国新药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研究中心之一，而张江也成为国际知名的“药谷”，集聚了1000多家生物医药创新企业，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全国第一个肿瘤免疫治疗的PD-1抗体药物特瑞普利、抗肿瘤靶向药呋喹替尼、首个PARP抑制剂抗肿瘤药物尼拉帕利等都诞生在张江。


    自从上海药物所搬迁到浦东，陈凯先就扎根在了张江“药谷”。

    2003~2004年国家酝酿和制定《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其间，陈凯先积极建言献策，提出我国生物医药实现自主创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设想，牵头起草把新药研究列为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建议书，并征集了100多位两院院士署名支持，对国家正式立项实施“重大新药创制”重大专项发挥了积极作用。

    2005年3月，陈凯先出任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在担任校长期间，他强调“传承”和“创新”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上海中医药大学原副校长刘平介绍说，陈凯先带领上海中医药大学与国家航天员训练中心开展交流合作，促成了大学研发的中医“四诊仪”成功应用于欧盟—俄罗斯—中国的国际航天合作项目“火星500”计划，受到国际赞誉。陈凯先牵头承担的国家支撑计划项目“中药有效成分群关键技术研究”，在复方中药关键技术研究中取得重要突破。

    忙碌的科研工作之外，陈凯先还先后担任浦东新区和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带领着科技工作者共同推动上海的科技创新。在他看来，科协就是一个巨大的智库，应该围绕上海市委、市政府大的战略决策，组织上海的科技工作者建言献策，做好战略研究工作。

    在陈凯先的带领下，上海市科协以做好人才举荐、表彰工作为契机，使更多的科技英才脱颖而出，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社会氛围。截至2019年，上海市评出的“科技精英”中已有67人当选两院院士，成为推动上海市、全国乃至国际科技进步、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

    “这些成绩的取得说明了两点，一是说明我们推动了上海科技人才的培养；二是说明科技英才评选的标准还是很准确的。”陈凯先说。

    他告诫年轻科研工作者要厚植家国情怀，有责任、有担当，要诚实正直，耐得住寂寞。

    几十年来，陈凯先的所有成绩都离不开“国家需要”的牵引。他始终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初心使命和努力方向，在实现人生价值中完成一次次突破。在被问及取得成就的原因时，他只用一句朴素的话总结：“也许我这个人做事比较认真、比较能吃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