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谈论艳俗与反讽？

发布时间: 2016-03-24

1990年我曾在《当代中国的美术状态》一文中这样谈论过中国波普：“如果杜撰一个‘政治波普’的名称加之于王广义的作品，那么舒群、张培力和余友涵的近作可以分别算是‘文化波普’和‘民间波普’。”当时我称之为民间波普的余友涵，“画了一组毛泽东生活画像，重要的改变是毛泽东的衣着用的是民间印花布”，用今天的说话，便是艳俗艺术，第一是艳，第二个俗，第三是农民本质，“作者是希望领袖来自民间又回到民间，还是对文革时期的历史有新感悟?不管怎样，反正领袖的庄严感和民间的通俗性达成的反差，是任何一个观者都可以感受到的。”(《艺术广角》1991年1期)
艺术的俗化倾向，大致有两条线路，一条是艺术消费的扩大，精英艺术跌落为通俗艺术，如西方学院派油画和中国文人水墨画，在今天均已丧失其作为精英艺术的精神价值而成为市俗情感的附庸。另一条是艺术资源的扩大，从杜桑利用现成品开始，经波普艺术扩展至大众文化领域。与此相应的，则是大众文化与通俗艺术本身借助公共传媒的日益兴盛，而波普艺术不过是文化精英和艺术前卫对大众文化和通俗艺术不失矜持与别有用心的挪用。
所谓“不失矜持”，意味着艺术家依然保持思想的严肃性，并通过作品的技艺性加以呈现，典型如劳生柏和沃霍尔的丝网印刷。由于绘画乃是存在于平面的艺术，即使波普作品也只能借助现成图像，一涉及现成物品或现成对象时，便需要空间转换，于是就会有绘画技艺和个人风格介入其中。所以在波普艺术中，真正借花献佛，“别有用心”的作品更多是雕塑或装置。
杜桑之后，有两个人起着过渡作用，一个是汉森，照像写实，一个是奥登伯格，实物波普，他们为波普艺术带来了不同的景观。照像写实主义把观者和对象距离缩短到最小程度，作品混同于人群，观者有可能去逼视生活，从观察方式上改变了精英化的文化态度。艺术家回到大众之中来思考大众，而不是象杜桑那样，让现成品保持形式的沉默，我们只能“艺术史”地观看作品。当然，行为艺术和环境艺术的涌现也推动了这种文化态度和观察方式的转变。奥登伯格的作品主要是现成品放大的衣夹、口红、牙膏筒、垒球棒等等，作品以超乎尺度给人以异样、怪诞之感，由此造成意识上的反差，达到对市俗生活的善意嘲弄和对日常生活事物的形式体悟，其作品的亲近感和荒诞性构成了机智的反讽。
把汉森和奥登伯格合二而一的是杰弗•昆斯，人和物、渲染和观察，进入其中和超乎其外，他的作品主要是雕塑或雕塑性装置。挪用、放大洛可可风格的塑象和摆设，色彩艳丽，装饰繁复，媚俗外表中给人以特殊的突兀，如《冬天》中人头、小猪和企鹅的并置，《浴盆中的女人》那惊讶的嘴和削平的头，还有互换玩具的天使、与人交谈的巨大的小狗熊等等。顺便指出，昆斯亦有很庄重的作品，如铸铜雕塑《水中呼吸器》、装置作品《真空吸尘器》。把昆斯简单地归入艳俗艺术，以其部分作品表徽作为样板，以此在中国推出一个艳俗潮流，其实很勉强。这还是一种尾随西方、模仿形式的新潮思路，更何况西方艺术并非只是美国潮流，在威尼斯双年展上，杰弗•昆斯也只是一个品种。
中国科学家协会官网：http://www.kjch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