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2015-05-05
习近平在ＡＰＥＣ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说：“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其要点：
增速变化——“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
结构升级——“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动力转变——“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2009年美国一家投资管理公司首次使用“新常态”，描述本轮经济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所发生的变化。当时是指这样一种趋势，发达国家增长乏力、失业率出现高企、私人部门去杠杆化、公共财政面临挑战、以及经济增长动力和财富活力从工业化国家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这一表述在金融界引发强烈反响和热烈讨论。后被引入商业、宏观经济等多个领域。有中国经济学家从新常态视角，分析世界和中国经济。
习近平第一次提及“新常态”是在今年５月考察河南的行程中。当时他说：“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四中全会公报说，“中央政治局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积极破解经济社会发展难题，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说，新常态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经济要摆脱“旧常态”。所谓旧常态，是指一段时期增长速度偏高、经济偏热、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因素累积，并带来环境污染加剧、社会矛盾增加以及国际压力变大的严峻挑战，也是十八大以前长期改革滞后形成的“体制病”和宏观失衡“综合症”。
国际经济危机带来的外部风险，使中国经济发展的旧有模式难以为继。中国领导人将这
种挑战形容为“三期叠加”：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进入消化期。
去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创新宏观经济管理的新理念新举措，包括对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的强调；提出调控合理区间，将今年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至“7.5%左右”等。提出新常态，以及对宏观政策要稳、要有定力的强调，表明中国领导人对形势有科学而清晰的判断，这有利于“稳”住宏观政策，避免了经济稍有动静就动辄大手刺激的做法。
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吕政在《我国工业经济步入新常态》一文中说：
2001—2010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2%，工业增长构成以重工业高速增长为主导。2011年，工业增长速度开始回落，2011、2012、2013年分别为10.4%、7.7%、7.6%。我国工业从10%以上的高速增长回落到7%—8%的中高速增长，是一种缘于市场需求规模、结构和增速变化的新常态。
基础设施建设进入后期。2000年以来，我国高速公路、港口、机场、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迅速扩张，成为拉动重化工业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例如，我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由2000年的1.63万公里增长到2012年的9.62万公里，年均增长15.9%。而目前，我国高速公路建设已进入后期，建设重点转向车流量较少的偏线和冷线；港口吞吐能力已经出现过剩；机场建设重点转向二、三线城市的支线机场。
城市空间扩张规模变化。2000—2012年的12年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增加了约2.3万平方公里，超过1949—2000年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总和。由于受到土地供给瓶颈的约束，未来我国城市面积扩张不可能继续保持这样的规模和速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重化工业产品需求的增长将趋缓。
汽车进入家庭增速的变化。2000—2010年，我国轿车进入家庭出现了井喷式的高速增长，年销量由60万辆上升到960万辆，年均增长31.76%。而2011—2013年平均每年仅增长7.8%。2013年城镇每百户家庭轿车拥有量全国平均约为24辆，远低于发达国家，仍然有广阔增长空间。问题在于广大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受收入水平的制约，汽车井喷式增长难以重现。
收入差距扩大对消费需求增长的制约。目前工业生产的过剩是相对过剩。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农民有效需求不足，是制约消费品市场增长的突出矛盾。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低收入群体有效需求不足，制约着消费需求增长。
商品房价格过快上涨压缩了其他产业的市场空间。2004年以来，城市商品房价格上涨过快，加重了以居住为目的购房者的经济压力，削弱了对其他消费品的购买力，压缩了其他产业的市场空间，阻碍了国民经济产业体系的协调发展。
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和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不确定性，对我国工业品出口形成制约。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货物贸易从2001—2007年年均增长14.1%回落到2008—2011年的3.8%。发达国家为应对国内经济危机采取“再工业化”等措施，国际资本流动放缓甚至回流，国际产业转移放缓，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对外出口增速回落不可避免。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工业发展的条件已经发生变化，工业增长速度回落是客观趋势。当然，我国人均GDP只有7000美元左右，工业化和城镇化任务尚未完成，拉动经济增长的市场需求还有广阔空间，保持7%—8%的中高速增长是可能的。在工业增长速度回落的情况下，必须通过深化改革、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加强经营管理、扩大开放以及保持适度的投资规模，促进工业持续、稳定、协调和高效益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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