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中医药
发布时间: 2015-11-25
随着人类生活的不断改善，人们对养生、保健和治病的要求，也会越来越突出。我国自晚清以来，中西医汇流日甚：人们对中西医的感受和认识，也越来越多。这种社会生活，必然会导致理性的探讨和认知的深化。解放前，我生长在农村，看到中医药很受群众欢迎，治病效果也好，求医方便、便宜。19岁时，便开始自己研究中医学。解放后参加了工作，又经常在农村、工厂搞群众工作，所以一直为群众义务治病。学习毛泽东思想后，又用“矛盾论”、“实践论”研究中医学，理解就更深了，数十年来，从无医误。四十岁时，我便对人说：我决不会生癌，只要无意外，我可活到90岁。1982年党委又批准我为机关系统内部医生，边工作边为干职义务治病。离休后，求治者更众，研究时间也就更多了。我自己也称了试验品，一生未吃西药，现在我已83岁，仍然健康无病，“眼亮耳聪百里行”，每年得医保健康奖1200元。因此，我对医学的感受也很深。
我国自清末以后，随着教会的传人，一些城市便逐渐办起了洋人的医院。其后，医学教育兴起，西医也不断地普及开来。因而，从民国初年开始，中西医孰优孰劣的争论，一直起伏不断。当然，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但在我看来，中西医的区别，不在于诊疗手段，而在于理论体系和药物性质的不同。
世间任何事物都有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的过程。西医传入中国与中医传人西方一样。西医的发展，也有许多受到中医的启示。如化学药品就借鉴于中国的炼丹术，免疫学就借鉴于中国的人痘，氰霉素就来源于中国裁缝工的浆糊杯等等。现在中医也应该使用西医的某些诊疗手段，学习一些解剖知识。但医学理论体系和药物性质却需要一段长时间，在实践中加以汰劣存优，喊喊叫叫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中医理论体系植根于中国古代哲学基础，又融合天文、地理、生物、社会等科学的精华，而形成系统的生命科学。德国中医学家满晰博教授与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博士，对中医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作过深探讨后认为：“中医学不仅是经验医学，而且是成熟的完整的科学体系，是一切生命科学的典范”。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结论。
中医的“天人合一观”，认为人体与天地相应、与自然环境相应，与季节相应，与昼夜相应。“子午流注”这一中国数千年的认定，西人今日才有“生物钟”的探讨，对经络则至今仍无所知。人体除大环境致病外，还有内部小环境，癌就是内部小环境恶劣而使基因质变的。
中医的“恒动观”：“动而不息”是自然界一切事物的根本规律，生命的发生、发展、变化乃至衰亡，都植根于运动。而阴阳的对立，转化、资生与制约，又是恒动的根本因素。“动静相召，上下相临，阴阳相错，而变化由生”（注：所引皆自《内经、素问》，不同）“人生有形，不离阴阳”，阴阳失调，疾病从生、外有六淫，内有七情都能使人体印阳失调，且疾病亦在不断变化之中，故应“无病防病，有病防变”。
中医生命活动的“物质观”，认为“气”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没有什么神灵。古人认为：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人体则气之精者为精，气之聚者为形，“形与神俱”，形毁神灭。气无处不在，处于不断地运动之中。其活动形式主要是“升、降、出、入”、“非出入，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无以化收藏”。“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神情不佳即是身心不佳的反应。但心神对人体亦有反作用，所以也必须重视心理治疗。
中医人体生命的“整体观”，认为人体五脏六腑各有其生理特点，但都同时建立在气的运动变化之上，互相依存、互相联系，互为表里。共同以气、血、津、精、为其生命活动的物质元素。血脉，经络、神经、三焦就是联系的主要渠道，特别是经络乃人体生命信息的网络，这就是中医独特的经络学。我认为中国的脉学，也属于这一系统。凭脉就可知病在那脏那腑，且“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尽知。中医的组方就是以“主、从、佐、使”相配合，以便宏观调治，整体转化，决不能治一脏而伤二腑。
从以上这些基本理论导生的辩证论治、审病求因、平衡阴阳等治疗法则以及“望、闻、问、切”，“八纲辩证”，“八法施治”，因时因地因季节制宜，讲究药物性味和组方等的运用。还有外敷、针灸、按摩、气功、推拿等手段，都是中医所独有，这与西医直观，见病治病有很大的区别。比如西医治心脑血管病，用单一药物控制心脏和高压血。我则用中药组方制成的“心脑灵”，祛瘀活血，软化血管，补气养心，一般一月左右即可使心脏恢复正常，血压下降，健忘解除，决无心肌梗死之虑。糖尿病、西医针注胰岛素化血糖，而我则用中药组方“糖尿病”清热化糖，恢复胰腺功能而从根本上治愈。有一水利部门老干，十余年的阴茎“癌”，痛不欲生，几次自杀被阻。经我诊断，乃补肾阳太过，火毒传至阴茎，只十余剂中药加外敷阴茎病灶，一切恢复正常。他如眼疾，多与肝肾关系密切。肾不好，肾上腺素分泌紊乱，眼晶体就会浑浊而生白内障。肝肾之阳过旺，又会使眼发炎生翳。心火太盛，也会引起眼微血管充血，直至破裂出血。这就是中医的整体观和脏腑相关论。
再说药物，西药多化学合成，对人体有明显的排他性，且寒热不明，中药则不然，它是自然生物，它除了药性外，还含有维生素、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对人体有一种亲和力，且性、味分明，寒因热用，热因寒用，瘀则通之，溢则涩之，苦能泻之，酸能收之。只要对症就有效。如治胃溃疡，西医用化学药品制酸止痛，虽制酸止痛有益，但病灶仍在，日久生癌，常德有位大律师相信西药，体无他病，只二十余年的胃溃疡，先吃美国药后吃德国药，止痛不了后，又加倍服用。2007年9月，只好去医院检查，开刀一看，满腹都是癌细胞，医生只好将刀口缝合，一月后便去世了。同单位另一干部得胃溃疡病，开刀切除了胃的2/3。不久1/3部分，又发生溃疡，求治于我，我以中药处方制成的“溃疡宁”治之，三月全愈，从无复发。常德有一局级领导胆囊因结石严重，几年前已切除，可结石又重生在肝管之内，常因发炎而高烧至42℃左右，只好住院吊水消炎。开始一月左右一次，以后逐减为20天，15天一次，最后只5天一次，这样就无法离开医院了。随后医院以病危通知家属说：“只能活两个月了”，举家由此而悲哭不已。有人介绍来我处，我以自制中成药“结石除”治之，一月无高烧，两月半结石全溶，身体亦恢复健康。且西药单一，往往治这里坏那里，很多人为了治病，反而引起慢性肾炎、肝炎，而演变成尿毒症、肝硬化。所以西方有不少药品，要经过长时期和千百万人服用后，才知弊大于利而禁用。英国科学家丹伲·彭曼不无感慨地说：“为什么对健康如此重要的维生素多服也会产生毒性呢？”“最可能的解释是身体只适于接受天然存在的维生素·······商业销售的与天然的维生素不同，前者能把更自然更有益的维生素‘挤出去’而干扰身体的内在机制。从食物中吸取的维生素与其它物质结合在一起，这些物质能调整和促进维生素在体内的功能。”
同时中西医在病理认识上的区别，也会造成疗效各殊，比如一般感冒，中医认为外寒伤人，正邪斗争而发热，而非真有实热或炎症，只要稍加发表出汗而驱寒，人体就会恢复正常。可西医要注射霉素以消炎，如此虽不再发烧，但寒气内留，强者可劳动而驱寒，弱者则牵延难愈，久则成为类风湿。我治过一些医生、护士就是如此。有一位农科女干部，慢性肾炎，医院八年治疗不效，经我诊断，乃乙肝病毒所害，我以自制中成药“乙肝灭毒丸”治之，两月而病毒全灭，乙肝病愈而肾病亦愈。2007年南非华裔女孩来北京治此病，我捐药一月，可惜未服。有一退休女教师，女儿从广州寄给他“营养品”服用。2006年3月至2007年3月刚好一年，甚感身体不适，到医院一检查，肝已硬变了小拳头大一块，住院七天，医院认为肝癌难治。出院后咨询于我，经我诊断，我认为不是癌而是药害。七剂中药，清理肝脏和其他不适症，至今年余，不药而健在。长沙有一教授，因心衰住院一年半时间，专家会诊后，认为“非不治之症，是难治之症。”患者又不愿安起拨器，出院后来我处求治，中医认为心肌同样可以再生，在此服中药二十余剂，病愈回长。
当然传统中医药也还存在不少问题。如近代中国科学落后，很多医疗器具缺乏改进，解剖学也不如西方，解放后对中医药的现代化研究才开始起步。对中药的化学成份也才完成了科学分析，但传统医药中的一些糟粕，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如我认为：中医中的“五行学说”就完全可以剔除。其实历代医学名家，都认为“五行学说”对中医很多方面，都表现得牵强附会。在我看来，这一学说很可能是唐朝王冰在整理“内经”时塞进去的。其实“脏象论”完全解决了人体的相关机制。如果中医能将“五行学说”剔除，后学者就容易理解多了。且为中医的进一步普及发展，扫清了一大障碍。不少西方医学家认为中医理论讳涩难懂，“五行学说”也是一大关键。其实“五行”只是中国也是人类最早的“原子论”它解释不了人体生物学。
除此之外，我还认为当前国家对中医的管理也需要切实改进。
（一）在卫生管理部门缺乏真正懂得中医的干部。毛主席曾经说过“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利用。”并指示西医学习中医，其实这是一条极其深刻且具有战略性的措施，因为这将培养出一批具有现代西医科学知识的中医专家，大大有利于现代中医学的发展。
（二）现在已设的中医院，有些打起“中西医结合”的牌子，实际上中不中、西不西。应加以整顿，充实有中医理论知识的领导干部，突出医院的中医特色，对有创新的中医科、院，要树为榜样。
（三）对中医的科研成果或实践中的新创造，要认真组织考查、挖掘，加以论证、试用和推广，并制定切实可行的中医药专利制度，制造出一批普遍能使用的中成药。对一些制假贩假的医药从业人员，要从严打击，以保护群众的生命安全。
（四）积极清理药物资源，在过去普查的基础上，或组织保护，或发展生产。同样可以形成中药专业生产企业群。改善药材的收集、加工、储运等工作以提高药物质量，更应科学研究加以精制。从而创造出世界独特的中药产业部门。
总起来说：中医理论优势明显，药物使用十分有利于人体，中医的保健、治疗方法多样，每一项的发展都可以成为一项专业。再加上吸收西医的一些长处，中医必将成为世界新医学的主体。从很多报刊杂志上均可看到：不少西医学家认为：西药合成、越来越困难，成本越来越高，副作用越来越大。不少制药专家开始转向分析中药的有效成分而制药，如英国药物学家就发现中药当归，是很好提高免疫力的药物，这些都必将推动中医药的现代化发展。
我国要以日本为鉴，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随着西化而放弃对汉医的研究，转而崇尚西医。现在又返回来，着重研究汉医，他们自认为是“世纪悔悟”。我们切不要自毁长城而甘为牛后。让我们能很好地抓住现在，创造明天，以迎接新中医药的光辉将来。
2008年9月
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书刊编辑委员会
中国党政干部学习网
现代领导干部学习素材 人民公仆 画传
2013年3月
周正高，医名周济人，1926年8月生，湖南常德市人，中共党员，大专文化。1949年8月参加工作。在常德县、市从事文教行政工作21年、市农资总公司工作19年。曾研究过文、史、哲、农、医、教育及政治经济等方面知识。1952年开始为教师讲解“矛盾论”、“实践论”，以提高教学质量废除体罚。“两轮”对自身工作亦有重要指导作用。曾获省文化战线乙等劳模。西洞庭治湖乙等功臣。市科委三次农业科技奖。单位多年先进工作者和唯一“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功臣”。1988年离休，1992年离岗，副处级。
十九岁时开始学写诗词。同时开始研究中医学，现为武陵诗社终身成员，中华全国诗词学会会员，中华文艺家创作协会会员、中国作家2005年年会代表。作品多载《中国当代诗词选》、《词集》、《中华爱国国典》、《二十世纪华人文学作品选》、《中国当代经典诗选》、《当代诗词艺术家档案辞典》等书刊中。曾获丁玲文学奖，中华文艺家创作协会国家金奖，多次全国文学大赛奖和诗词大赛一等、特等、金奖等。被北京千重山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香港文艺报社共同授予“二十世纪华人优秀诗词艺术家”中华文艺家协会授与“人民作家”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文元签发“爱国诗人”等荣誉称号。2008年被评为中华百名一级作家并获三十名中的金笔奖。2009年又被中国文艺家创作协会授予“建国60周年功臣艺术家”荣誉称号。传列《中华诗人大辞典》（当代传）、《中华作家大辞典》、《中华文艺家大辞典》和《中国共产党名人大典》、《共和国名人大典》、《共和国精英档案》、《世界人物辞海》和《中国当代名医》等辞书中。所撰“我的诗歌观”和“我对词的一些认识与建议”亦获国学金奖。2011年2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第二次文艺复兴先驱者”终身成就荣誉称号。
对中医学的研究亦未间断。参加工作后，一直为人义务治病，1985年被党委批准为系统内部医生，至今已有效地攻克了乙、丙型肝炎病，老年心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结石病，胃溃疡，风湿病和部分肿瘤等难治之症。且研制成一些中成药，如“乙肝灭毒丸”、“心脑灵”、“平心降脂散”、“溃疡宁”、“结石除”、“糖尿净”、“乳腺乐”等，治愈患者万余。自身八旬有光，亦健康无病。2008年11月曾写“说说中医药”一文给温家宝总理和陈竺卫生部长，提出中西医的根本区别在理论体系和药物性质的不同，中医二者均优于西医。建议从中医理论中剔出“五行学说”吸收西医的长处必将创造出世界新医学的主流医学。2009年被中华传统医学会专家组委会评为“中医专家”称号。“说说中医药”亦与“我的诗歌观”被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同评为“建国60周年重大学术前沿理论”金奖。2012年5月又撰写了“谈谈中国今日之医药学”一文寄给国务院温家宝总理和李克强副总理，提出中医药必须走向现代化，中国西医必须学习中医理论而成为中国医药的一部分。该文已被中共中央党校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编入“领导干部创新社会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丛书中。
在农业方面，亦有大量研究，如在合理施肥上就总结出“三按施肥法”，即在测土基础上，实行“按田定产、按产计肥，按需供肥”以发挥现有土壤的潜力，增施必需的肥料，达到最好的增产效果，1985年前后，多处试点队，在常规品种情况下，曾创亩产皮棉100斤，水稻一季超800斤的高产纪录，地委常作农业会议现场，中央电视台曾作过录像新闻播出。全国供销总社生资局亦常来此调研开会。对农作物病虫害防治，亦进行过大了土农药试验，并编写出“常用土农药”和“三按施肥法”的农业科技手册，为当时农业增产，降低成本、减少农药化肥污染等发货过明显作用。为了促进农业生产资料的科技发展，还创建了常德市农资科协。
